【京平拆迁课堂】拆迁方不得隐瞒拆迁项目的风险因素
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承接过安徽宿州泗县李艳（化名）房屋拆迁纠纷案，是典型的拆迁方通过隐瞒拆迁项目核心信息、规避法定程序引发的纠纷。该案不仅暴露了拆迁方常见的违法操作手段，更清晰呈现了被拆迁人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，对类似案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。
一、核心法律依据：
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：该条例是国有土地拆迁领域的核心法规。其中第三条确立“程序正当、结果公开”的基本原则，从根本上杜绝拆迁方暗箱操作、隐瞒包括风险因素在内的关键信息的行为。第十三条要求市、县级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后及时公告，公告内容需涵盖补偿方案、复议及诉讼权利等关键信息，而项目风险相关内容是被征收人判断是否接受征收、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前提，属于公告应涵盖的核心信息范畴。此外第十二条还明确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必须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这意味着拆迁方需主动排查、研判风险，而评估这一行为本身就要求其不得隐瞒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风险因素。
《土地管理法》及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：这两部法律法规为集体土地拆迁提供了核心依据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时，不仅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还需将征收相关关键信息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（镇）、村、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，其中就包含与被征收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风险关联信息，且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。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进一步补充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也需公告至少三十日，而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以风险评估结果为核心依据之一，这就要求拆迁方必须公开与方案相关的风险信息，不得隐瞒。
二、京平胜诉案例：
1、案件核心事实：拆迁方以“隐瞒+欺骗”推进拆迁，违法剥夺被拆迁人权益
李艳在安徽宿州泗县拥有一处用于经营旅馆的房屋，因房地产开发项目被纳入征收范围，但拆迁方全程未遵循法定程序，通过多重隐瞒手段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具体表现如下：
隐瞒拆迁项目合法依据：拆迁办自始至终未向李艳提供任何征收/拆迁的政府批文（如征地批复、征收决定）、法律文书或补偿方案，仅通过口头沟通施压，刻意隐瞒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、是否履行规划审批等关键合法性信息，导致李艳无法判断拆迁行为的正当性。
隐瞒协议核心内容，通过欺骗签订空白协议：拆迁方以“快速解决补偿问题”为由，欺骗李艳丈夫在空白拆迁补偿协议上签字（协议中未明确补偿金额、安置方式、停产停业损失等核心条款），试图以“形式签约”规避法定补偿义务。李艳发现后撕毁协议，明确表达对补偿的异议，但拆迁方仍以“已达成协议”为由，强行拆除其房屋，导致李艳的居住权与旅馆经营权益同时受损。
隐瞒强拆的法定程序：在未履行“催告、告知复议/诉讼权利”等法定程序，且未与李艳达成有效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拆迁方直接实施违法强拆，进一步隐瞒了“强拆需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的法定要求，彻底剥夺李艳的程序抗辩权。
2、法律分析：拆迁方隐瞒行为的违法性与法律依据
结合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土地管理法》《行政诉讼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本案中拆迁方的隐瞒行为已构成多重违法，具体可从以下维度拆解：
违反“信息公开与公告义务”，侵犯被拆迁人知情权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“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，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”；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也明确，集体土地征收需在拟征收土地所在村、组范围内公告征收范围、补偿标准等信息，公告期不少于三十日。本案中，拆迁方未公开任何征收批文或补偿方案，属于典型的“隐瞒项目合法性与补偿依据”，直接违反了“程序正当、结果公开”的基本原则，导致李艳无法基于真实信息判断权益受损程度，丧失了提前维权的机会。
以空白协议欺骗签约，违反“诚实信用原则”与合同有效性要求《民法典》第七条规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诚实，恪守承诺”；同时，拆迁补偿协议作为行政协议，需满足“内容明确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”的法定要件。拆迁方通过空白协议欺骗签字，本质是隐瞒协议核心条款，以“虚假合意”掩盖强制拆迁的目的，该协议因“意思表示不真实、内容不明确”自始不具备法律效力，拆迁方据此强拆的行为自然也属于违法行政行为。
违法强拆违反“程序正当原则”，剥夺被拆迁人救济权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“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”。本案中，拆迁方未公告、未等待复议/诉讼期限届满，直接强拆房屋，既隐瞒了“强拆需遵循的法定程序”，也剥夺了李艳通过复议或诉讼抗辩的权利，构成程序严重违法。
3、维权路径：被拆迁人如何应对“拆迁方隐瞒风险”？——从本案看律师的核心作用
京平律师事务所赵健律师、李霞律师介入后，通过“固定违法证据、突破立案阻碍、精准诉讼”的三步策略，为李艳打开维权突破口，其经验对类似案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：
第一步：通过民事诉讼固定违法证据，反向锁定拆迁方过错律师首先提起“确认安置补偿协议无效”的民事诉讼，庭审中重点针对拆迁方提交的“派出所证明”“居委会证明”等材料质证——通过追问证人“签约现场细节”，暴露证人陈述的矛盾点（如无法说明空白协议的填写时间、补偿条款来源），最终使这些“证明材料”反而成为拆迁方“欺骗签约”的证据。同时，律师通过庭审记录固定“拆迁方未提供批文”“强拆无合法依据”等关键事实，为后续行政诉讼奠定证据基础。
第二步：突破法院立案阻碍，通过监督程序推动案件受理律师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管辖规定，指导李艳向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“确认强拆违法”的行政诉讼，但法院以“诉讼请求不明确”“已有民事诉讼受理”为由拒绝立案；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后，高院仍以“协调解决”为由拖延，且不出具《不予立案裁定书》。针对法院的“立案不作为”，律师立即向检察院、纪检委、人大等监督机关提交《查处申请书》，主张“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，无正当理由不予立案属于违法”，最终通过监督压力促使案件成功立案，为后续胜诉扫清程序障碍。
第三步：以“程序违法”为核心抗辩，为后续补偿谈判奠定基础尽管案例公开时未提及最终判决结果，但“成功立案”已意味着法院认可李艳的维权主张具有合理性。结合类似案件的裁判规则（如京平律师代理的“浙江温州朱宅村征地案”“北京朝阳棚户改造案”），法院通常会以“拆迁方未履行公告义务、违法强拆”为由，确认拆迁行为违法——而“确认违法”的判决结果，将成为李艳后续主张“行政赔偿”（包括房屋损失、停产停业损失、搬迁费等）的核心依据，也会迫使拆迁方主动与李艳协商合理补偿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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